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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以绿色重塑自然和谐需兼顾权益

2019-08-15 11:26:41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矿业,以绿色重塑自然和谐需兼顾权益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强调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管理决策者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而作为直接与自然界休戚与共并支撑和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行业,矿业行业发展该如何全面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还存在哪些误区?又将怎样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近期举行的2017中国矿业全产业链大会(第二届)暨中国矿产资源与材料应用创新联盟成立大会上,专门设立了以“绿色矿业发展”为主题的分论坛,旨在探讨在生态保护的大背景下,包括“勘探、开发、环境修复”等环节在内的矿业全产业链该如何适应新时代新形势,调整发力方向,努力实现环保、经济和社会效益多赢。而在整个论坛全过程中,关于生态功能区的矿权该如何退出,是专家学者乃至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矿业绿色发展已成共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是什么?

从本质上看,人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当是一种共生关系。人因自然而生,自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资源,而人类利用这些资源后所产生的废物还要由自然来处理或存留在自然中。

不得不承认,“当前的中国矿业是泛灰绿色的”。

数十年粗犷的开采和利用方式,使因矿产资源开发引起地面塌陷等矿山地质灾害相继出现,矿业活动造成土地资源损毁严重,矿业活动形成的水土环境污染引发生态环境恶化……破解这一系列环境问题需要我们以更坚定的决心实施生态保护。

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朱清认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是辩证统一的。资源是生态的组成部分,生态由资源组成。同时,开发资源必然扰动生态。但是二者之间存在开发保护的可能性边界,而判断这一“可能性的边界”最准确的参数就是“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矿产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可能性边界受技术水平和政府管理水平制约,通过提高这二者水平,从而扩大矿产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可能性边界。而从国际范围看,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较为清洁的生产方式,同时,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拥有更丰富的资本和先进管理经验,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资源产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越尖锐。

“中国绿色转型2050课题组”发布的《绿色发展新时代》报告提出,现有的发展理论、模式、体制和政策体系,很多都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并为其服务,某种程度上同生态文明存在内在冲突。传统工业化模式,必须服从生态文明的逻辑,并在生态文明基础上进行系统转型。建立在传统工业时代基础上的现有常规发展模式,才是真正的高成本经济,只不过这些成本多是以隐性成本、外部成本、长期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形式被人忽略。而绿色转型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绿色经济,才是真正的成本更低、更高效,且代表未来方向的新型经济,尽管这一转型过程将十分艰巨。

“矿业开发为经济发展走出一条路。但是那么多矿山找到了却不能开,因为开了就要破坏环境。环境比开采矿山重要。环境是生存的基础,只有有阳光有净水有新鲜空气,人才能继续生活。”在“绿色矿业发展”为主题分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陈述了他的核心观点——绿色矿山才是矿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

事实上,近些年,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越来越注重保护生态,积极发展绿色矿业。2011年至今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661个,形成了一批矿产资源绿色开采新模式。近5年来,地质找矿全面推行绿色勘查……生态保护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已经逐步形成社会共识。

不可否认,当前也是实现转型发展、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最好时机。

一个业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经济发展的新一轮周期开启,而且已经凸显了“技术为王”的特征,技术及其对成本的影响将是此次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资源的消耗和供需格局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大周期后,资源供需格局首先是在技术加速变革情景下,资源需求肯定会下降;其次,资源供应弹性会增加,资源供应结构大幅度调整,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矿产品迅速走俏;再次,价格上升仅仅是稍纵即逝,而价格下降、成本上升将会成为资源供需的常态……这为全面树立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矿业转型,切实抓好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赢得了最好的窗口期。

自然保护区内矿权出清刻不容缓

赵文津院士强调,发展社会经济离不开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国家必须要从政策上安一个“闸门”。“这个‘阀门’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解决资源与生态的矛盾。”

近两年,这一“闸门”也正在逐步关紧。除了绿色矿山建设的政策制度按步骤跟紧之外,当下轰轰烈烈的各省(区、市)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年底前退出也是“闸门”关紧的实证。

自然保护区,或者更大范畴内被称作的“生态功能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真实的、完整的、未被破坏的资源类型。

我国的矿产资源有相当部分分布在各级自然保护区内。

据权威部门统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全国重点成矿区带重合面积达40万平方千米,占重点成矿区带的10%,其中班公湖-怒江、东昆仑、祁连、西南三江成矿带重叠面积达20%以上;与90个重点勘查区重合面积达6.37万平方千米,占重点勘查区的13.63%。在很多省份或地区,自然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与矿产资源产地重合度更高。内蒙古自治区有300多家矿山处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占已有矿山总数的7.2%;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曾一度设置采矿、探矿权144宗,2014年划界后,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审批和延续采矿权9宗、探矿权5宗;秦岭自然保护区内有270多处矿山开采点;贺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存在86家采矿企业。

所以,处理好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如何谨慎都不为过。

实施生态保护,首先,要回答生态保护是保护什么;其次,哪些地方需要保护,哪些地方需要恢复,哪些地方可以开发。

矿业政策事关重大,不能简单地全国“一刀切”,需要各地反复论证,才能最终确定更科学、更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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